我们为何如此贫穷？
如果你把10美元存到银行里，年息3%，那么你的存款每25年会翻一番。即便如此，终你一生账户里也只能涨到三四十美元。你可能会想：“唉，这辈子变富是无望了。”
然而人类在繁衍。假如说这个每25年翻一番的账户存在了1 000年，那么初始存入的10美元就会变成天文数字——是今天全球财富的两倍多！
长远来看，财生财会积累起巨额财富。可是人类今天并没有那么富裕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再简单不过：纵观人类历史，我们创造资产，也在毁灭资产，如此反反复复无数次。因此，财很少有生财的机会，更别提倍增成巨额数字了。
原因有一箩筐：有自然灾害，如瘟疫爆发、洪涝、干旱等，也有战争，更有其他劳民伤财的事。可是，人类也在苦苦探索如何组织自身来消除贫穷和资源匮乏。
凭直觉我们知道，光找到正确答案是没有用的，必须让大家认同该答案。社会不是靠着保有和增长资产变富的，而是依靠协同合作。合作愈多，保有、投入和扩大资产的潜力愈大。我们需要合作，可笑的是，没等合作开始，大家便忙着就该如何最好地展开合作而争论不休了。
经济学是科学吗？
能否克服这一障碍——即如何实现最佳合作——取决于能否把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科学。科学的方法会辨清真理和谬误，帮我们达成共识。
可经济学能成为科学吗？财富的创造跟生产发动机和建造桥梁相似吗——一旦发现规律，就有公式可循；或者更像养育孩子一样——没有固定的育儿公式，至少是没有适用于每个孩子、每种情况的万能公式？
如果经济问题属于科学范畴，就有办法解决；否则，就只能管理，不能解决。若是后者，我们就得依赖自身判断，尤其是价值判断（即对某种客体或行为的价值所做的判断。——译者注）。
经济学家米尔顿•弗里德曼（Milton Friedman）认为经济学可以是一门科学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为许多同事代言，写道：“经济学就是（或能成为）一门‘客观’科学，跟所有自然科学一样。”
遗憾的是，用纯粹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并不管用。首先，经济学研究的终极问题是人类行为，而人是难以预测的动物，今天想要这个，明天又想要那个，找不到什么必然的逻辑。
这只是其一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譬如，我们观察苹果落地，这对苹果毫无影响；若换成观察他人，那么我们所汲取的东西就可能改变自身甚至是对方的行为。
例如下：假如说有人研究股市历史，觉得股票是最佳、最安全的投资，那么他（她）会怎么办呢？
显然，他（她）会买进越来越多的股票。如果大伙儿都这么做，股价就会被推动和飙升，股市就会承载很高的风险。最终，所有的潜在购买者几乎都买了股票，那些想卖股票的人（如退休者）却找不到买家，此时，股价便会狂泻，让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倾家荡产，备受打击。
这并非耸人听闻。类似的事在1929年、1973年和2000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中都上演过。教训很明显：当我们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某事是“真”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不真了。
富人有必要存在吗？——没必要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问题“傻得很”。在所有人类社会中，没有几个真正实现了平均分配。俄国的共产党虽然提倡均分，却没能将其变成现实。如果富人过去一直有，将来也少不了，那么干嘛还要费心思考呢？
其实，人们对富人的存在争论颇多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那些“平等主义者”或“平均主义者”（我们使用后者）企图消灭富人，至少是弥合极端的贫富差距。他们说：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消除富人，那至少能向他们多征税来帮助穷人啊？
平均主义者反对富人，他们的观点可总结为以下论证：
论证一：富人是寄生虫。
一名在农场上帮工的学生说：
我成天呆在压捆机上，长达10个小时……内华达（美国西部内陆州。——译者注）的阳光烤死人，工作地点也灰尘飞扬。[农场主]费尔普斯先生总是在巡逻，他坐在白色的林肯大陆车里，享受着空调冷气，并监督我们干活。我们汗流浃背，就为了赚那比最低工资多一点点的钱。他不干活，但腰包进钱。我觉得……这……不公平。
论证二：聚敛财富引致贫穷；如果没有富人，就不会有穷人。
政治评论员乔治•威尔（George Will）认为这一论证很荒谬：“波士顿（美国东部城市，马萨诸塞州首府。——译者注）的人富有饱餐，并不会导致孟买（印度西部城市。——译者注）的人贫穷饥馑。”
可是并不能这么轻松地反驳掉论证二。我们得看清一个事实：如果最富有的1%的美国人拿出税后净收入的一半做慈善，直接资助贫穷的美国人，那么政府统计的贫穷数字就会消失。如果这部分钱被用于解除全球的贫困，那便是杯水车薪，于事无补。到底是帮助国内的穷人还是帮助国外的穷人，这很受道德良心考验，因为后者要比前者匮乏得多。从中，我们也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：在这个世界上，确实有一些人急需资助，而另一些人富得流油。
富人有必要存在吗？——是的，有必要
平均主义者反对富人是显而易见的。且置剥不剥削于一边，问一问：富人为何不应与穷人分享？现在，我们来听听其他的声音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：
论证四：我们的经济就是需要有钱的富人。
基本观点如下：每个人——不管是穷人、中产阶级，还是富人——都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。经济增长是因为生产力提高。生产力提高是因为能用同等数量的工人生产出更多、更好的产品。产量提升是因为给予工人更好的工具。为了用得起这些工具，就需要把每年所赚取的钱单独拿出一部分——即需要储蓄，然后用它投资于所需的工具。
问题随之而来：如何引导人们储蓄呢？别指望穷人存钱，因为他们的一分一厘都得拿出来解决吃的、住的等基本所需。中产阶级会存一些钱，以防万一，或为子女教育、保障晚年生活等。但是，他们一会儿急需这，一会儿急需那，或者欲望无边，最终会把这些钱花光，在退休后表现得尤甚。富人却不同。他们有很多的钱，花都花不完，便被迫着去存钱。
经济学家威廉•卢卜克（Wilhelm Ropke）解释道：
说富人大吃大喝是不正确的。大多数人的胃容量都差不多。当然……一个人的收入越高，消费的奢侈品会越多……可收入足够高时，即便奢侈也花不完，这时，没被花掉的那部分就被存储起来。
当然，有人说：政府可以向富人多征税，担起储蓄和投资的功能。可是，问题马上会滋生：政府有数不清的花钱事项，这跟富人可不一样啊！另外，公职人员跟其他人一样，更愿意花钱而不是存钱，因此没办法强迫政府成为储蓄者——社会“发令权”就掌握在政府手中，总不能让它自己命令自己吧！在苏联，政府选择花大量的金钱制造武器，这部分钱就没法用于生产性投资。
民主社会容许富人存在吗？——不容许
论证一：富人阻碍民主，并时常有意地破坏它。
巨额财富跟民主是不相容的，原因诸多。首先，富人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，从而暗中破坏民主进程。民主一削弱，法制就会松懈，贫富之间的收入鸿沟就会扩大。乔治•加瑞特（George Garret），作家、弗吉尼亚州的桂冠诗人、弗吉尼亚大学（University of Virginia）教授，描述道：
白领和公司犯罪……贫富之间的差距……严重地危害了民主政府的可信性。大家的投票如同废纸，没有什么作用。
论证二：我们需要完全的民主。
归根结底即是说：没有经济上的民主，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。二者紧密相联，全部实现才算得上完全的民主——而它正是我们想要的。经济学家保罗•麦卡利（Paul McCulley）说道：“民主始于‘一人一（选）票’这个社会主义概念。是的，社会主义概念！”
然而，资本主义奉行的是完全相反的概念：“一元（美元、欧元或日元）一（选）票”。这意味着富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话语权。“一人一（选）票”跟“一元一（选）票”是恰恰对立的。对立产生紧张，要想消除它，要么放弃民主，要么使财富更加均等，让人人口袋里有差不多数量的钱。
民主社会容许富人存在吗？——容许
论证三：深层次观察，自由市场制度比表面上看到的更为民主。
譬如说，“一元一（选）票”这项自由市场制度让富人作为消费者很有话语权。然而，这是真的吗？首先，当富人储蓄和投资时，他们没有消费，因此带进消费市场的钱远比别人预想的少得多。其次，“非富”阶层的人数远远超出富人数量，因此，他们消费的钱远远多于富者。这样，是不是意味着“非富”阶层实际上控制着生产方向呢？
一旦我们明白了不富有的普通消费者实际上控制着生产方向，就需要重新考虑雇主和雇员的角色。如果说雇员——作为为数众多的消费者——实际上是真正的老板，那么老板就是真正的雇员。
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，工人说到底是在为自己干活，这并非什么新想法。1928年，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•坎南（Edwin Cannan）就观察道：“[有人]试图说服挣工资者不是在为大众工作，也不是在为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工作，而是在为资本家雇主卖命，[这不过是]……恶意的宣传。”
坎南的论点会在许多层面引发争论。生产者难道不是老板吗——毕竟，是他（她）在发工资啊？比阿特丽斯•波特尔（Beatrice Potter）跟丈夫西德尼•韦布（Sidney Webb）领导着20世纪初期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父亲是老板，人人都得听命于他。他一个人发号施令，却从无人对他发命令。”
读到这个，经济学家路德维希•冯•密塞斯（Ludwig von Mises）指出：“这种眼光很短浅。消费者、购买者对她的父亲发命令。遗憾的是[波特尔]看不到这种无形的命令……”
私人利润有必要存在吗？——没必要
私人商业利润是私人财富的源泉。因此，平均主义者不赞成私人获利，并提出以下论证：
论证一：私人企业让工人和企业主陷于无休止的斗争，最终两败俱伤。
企业主向消费者加价销售，由此获得利润，但更常见的是压低雇员工资。只有牺牲工人利益，才能让雇主多得；反之，工人多拿点儿，雇主就会受损失。在这场冲突中，即便有保护工人的工会存在，雇主还是占上风，因为工人丢不起工作。
可是最终，大家都会输掉，因为这种做法有一致命缺陷：雇主为了多获利，会降低工人收入，使得他们买不起消费品。如果雇主和工人之间能够更公平分配，则会促进经济繁荣，因为工人会花掉新增收入。
短期内，缓解劳资冲突、纠正购买力不足的办法是让工人多参与并重新分配利润；长期看，是让工人当企业的主人翁。
论证二：利润制度天生就是低效的。
利润是加在生产成本上的一块，实在没有必要，也是浪费。如果能将这种浪费消除，价格就会降低，人人的日子都会好过。哲学家特德•洪德里奇（Ted Honderich）如此评价：
如果有两种方式生产有价值的东西，第二种方式不仅计算了[生产]成本……还加了数百万甚至数亿美元（英镑）的[不必要]利润，那么……第二种方式显然就很低效。
私人利润有必要存在吗？——有必要
论证五：价格和利润组成不可或缺的信号机制。
欲望和需要——即对某些商品的需求——总是变化的。人们往往是现在选择这个，以后选择那个。同时，商品的供应也充满变数（如，天气会影响粮食作物的产量）。需求和供给的信息通过价格传递给人们。价格高，意味着需求量大，供应少；价格低则恰恰相反。经济生活在本质上就是这么简单。
价格是重要的信号灯，其涨落与利润息息相关。譬如说，我生产苹果酱——利润很高，因为消费者对它的需求量大，而苹果和糖的成本又很低。因此，高利润保证我有足够的资金（或容易获取贷款）扩大生产。同时，其他制造商也会这么做，并且会有许多人想踏入此行。不管怎么样，最后苹果酱的供应量都会上升，直至利润回归正常。
另一方面，如果利润太薄，供应就会萎缩，最终使产量跟消费者的需求量趋于平衡。想买苹果酱的人都买到了，制造商赚得必需的利润得以再生产。其中的关键是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，对利润的追求会扩大供应，从而降低而不是提升商品价格；对利润的追求也促使同业竞争者努力降低成本；最终，形成成本和价格“双低”的局面。
利润制度尤善于鉴别经济体制中的“阻碍”或“瓶颈”——那里生产很困难或低效，结果利润“溢价”很高。马克•科尔兰斯基（Mark Kurlansky）的著作《鳕鱼》（Cod）就提供了最好的案例，它描绘了16世纪以来庞大的捕鳕行业的发展，当时，该行业是欧洲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。最初，捕鳕的阻碍是船——当时的大部分船既小又不禁不起风浪颠簸，因此造船商的利润很高；结果引来大量资本，出现了更好的造船设计，并最终使得造船商利润下滑。
下一个阻碍是渔场附近的港口加工。鳕鱼要是不加工，就保存不了多长时间，于是加工商就向渔民索要高价。然而，随着船只航速加快，那些小港口就被抛弃了，加工地点转移到像波士顿那样的大港口。这些大港口加工起来很高效，但依旧索要高价，赚取高利润。最终，冷冻集装箱船出来了，让渔业公司完全不需要在港口加工了。
利润制度提倡贪婪吗？——是的，贪婪是件好事
论证二：“贪婪是好事。”
私心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吗？何必虚伪地不予承认呢？詹尼弗•贝丝•科恩（Jennifer Beth Cohen）在《我的俄国笔记》（My Russian Affair）中发话，替大家代言：
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着。但这并不等于你纯然自私，不愿也不会关心他人。最终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回报到你头上，不是吗？
人有时可能会说，贪婪和掠取并非自身所愿，但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。许多评论家都持此立场：
“追逐私利的贸易是世界头号改良者。”——拉尔夫•沃尔多•爱默生（Ralph Waldo Emerson），《论工作与生活》（Work and Days）
“商人的‘贪婪’或逐利行动，正是对消费者的最大保护。”——艾伦•格林斯潘（Alan Greenspan），《批判诚实》（The Assault on Integrity）
经济学家约翰•梅纳德•凯恩斯（John Maynard Keynes）深信“贪婪是好事”，认为它在当今社会很有用：
贪财和谋利还应该被奉若神灵，因为只有它们能引领大家走出经济困难的阴暗隧道，走到灿烂的日光下。
小说家艾茵•兰德（Ayn Rand）最信仰“贪婪是好事”哲学，也最具影响力。她认为贪婪脱离市场环境以后才真的危险：
当金钱不再是人们交易的工具，人们自身就会成为工具。流血、鞭打、枪炮射击，还是奉上美金？凭你选。
扩大非营利部门
为什么扩大非营利部门能够聚拢经济对手、愈合创伤并促进经济合作呢？想弄个明白，先要了解当代平均主义者。前面已说过，他们对消除经济不平等有两种想法：一是说服富人拿出钱财，二是要政府强制重新分配财富。可是，多数人认为，实行“累进”税——富人不仅要多交税收，还得根据收入、财产数额等适用更高的税率——可让政府体面地增加财政收入。
共济主义者不赞同完全平等，但是支持征收累进税。原因如下：首先，极端富有破坏了群体感，而它是共济主义的重要价值观。其次，一个真正的社群应该对穷人、弱者提供社会“安全网”（即人身、生活、财产等方面的安全保证。——译者注），而对富人多征税正好能帮助实现这点。再次，共济主义政治家知道，他们需要向平均主义者拉选票，呼吁向富人多征税能够赢得这部分选民的心。这种“共济主义—平均主义者”选举联盟在全世界大获胜利，民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用税收制度来重新分配财富。
互惠主义者全盘否定这种做法。他们认为征收累进税并没有让财富流向穷人，反促进了官僚机构的膨胀。从富人那里多征的钱很少会到达穷人手中——这是真的，在多数发达国家（包括美国），政府对富裕阶层的补贴远远多于对穷人的资助。另外，对富人多征税会现实或潜在地降低社会储蓄，从而减缓经济增长，让穷人深受其害。综合考虑下，互惠主义者认为：单一税率是最好的，就连社会“安全网”也得取消。
我们不需要重温这些争吵，但要注意“累进税”和“单一税”并非像常想的那样已试尽一切可能。另一种办法是实行累进税，但多征的钱不是用于扩大政府，而是扩大非营利部门。